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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有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座谈会综述
加入时间:2018-05-16    来源:光明日报
 

  自1954年创刊以来,迄今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已经出版了900多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文章内容涵盖面广、学术性强、转载率高,并且拥有全国古代文学研究最广泛的读者群。《文学遗产》专刊的出版,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与提高,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文化自信,都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为了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日前在北京召开了专家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线学者及部分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委员会成员与会。专家们各抒己见,共同为办好《文学遗产》专刊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2015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复刊,同时恢复了光明日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专家办报传统。光明日报社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成立了“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作为《文学遗产》专刊的编辑平台,并聘请了一百多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担任专家委员会委员,轮流担任《文学遗产》专刊主编。2017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共出版43期,发表了126位作者的125篇文章,有23位专家委员会成员担任了主编。此外,还组织了四次学术对话,其中的两篇对话已经出版,还有两篇对话正在整理过程中。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张旺熹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三年来,在光明日报社的领导下,在包括各位专家和作者的热情支持下,我们充分发挥了媒体和大学的优势,力图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具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以树立文化自信、建立中国文学本位的文学史观为主要目标,积极推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与会专家认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复刊以来,三年期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工作量与学者的参与度稳步上升。我们一直在内容与表现方式上做探索。专家办报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学遗产》专刊贴近读者、贴近学者、贴近学术、贴近学术前沿的目标,保证了《文学遗产》专刊学术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作者与编者的统一,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凝聚了古代文学界各位专家的心血和对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的支持与期待”。
  
  二、与会学者对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办刊历史与特色进行了回顾。
  
  内蒙古大学高建新教授回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收集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现在搬了几次家,很多书都淘汰了,两沓《文学遗产》专刊剪报始终是我的案头书,我写文章都要翻一下。它的可读性很强,读起来非常亲切,每次都受益匪浅。”辽宁大学许志刚教授从自身经历出发,讲述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对他的启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还在上中学,就喜欢在报栏上看报纸,特别是看《文学遗产》的文章。《文学遗产》办得比较活泼、新颖,作者不是板着面孔去写文章,可以说办出了光明日报学术专刊的特点。”
  
  北京师范大学尚学峰教授说:“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是我非常喜欢的刊物,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生时期常读。它出得快、篇幅短,又有一些学术前沿的文章,读起来很受益,这也正是它的优势。”他认为,《文学遗产》复刊之后发挥了这个优势,在学术前沿、学术讨论中发表了一些具有深度的文章,短小精悍,让人读起来很便捷。“这样就和其他一些出版周期更长的学术刊物不一样了,能吸引广大读者,还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
  
  上海交通大学杨庆存教授参加了三次专家座谈会,他表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等于是我们古典文学界自己‘孕育’的孩子,所以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者,都很感兴趣。《文学遗产》专刊的编辑团队是一个干实事、真干事的团队,不但搭建了这样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而且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学者,我们的学风也恢复到了以前朴实扎实的学风,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平台非常好。”他认为这三年的文章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鲜活,很活泼,有一股清新的风气,和别的刊物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新,每篇文章都让人觉得新颖;第三个是学术性,每篇文章都体现了一定深度;第四个是很实,题目的切入点很小,但是材料观点都很实,读了之后能给人一些启发。
  
  淮阴师范学院许芳红教授认为:“在现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承担着弘扬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责任。无论是从选题还是文章,都体现了我们办刊者的一种胸怀、眼光和视野。”
  
  四川师范大学赵义山教授表示,《文学遗产》专刊应当继续坚持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专家办刊的原则,《文学遗产》专刊将各个领域的专家会集到一起,这是应当坚持的;二是各学科各个领域兼顾的原则,小众学科也要关注;三是老中青学者兼顾的原则,老学者的文章对年轻学者有教育作用,青年学者的文章对老学者有启发性;四是古代文学文化研究与学术探讨、后继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原则,版面可以以专家为主,兼有年轻学者的文章。这是《文学遗产》这几年形成的特色,我们应当继续保持,这也是保证我们专刊生命力的重要条件。
  
  中国政法大学黄震云教授认为,《文学遗产》专刊贯彻了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专刊在内容上既有汉民族文学,也有少数民族文学,还有文学交叉,布局做得很成功;风格上多元共存,标题生动,又兼顾了普及性;同时,还培养了大量的作者,从老到少,吸引了学界同人的共同参与。《文学遗产》专刊对团结学术界、推进学术交流作用非常显著。他指出:“整体来说,我认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这个品牌创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广大作者肩负学界的信任,要多写好文章,要认真写文章,要为新时代法治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贡献,要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作贡献。”
  
  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并且提出,要加强中华文化研究阐释工作,着力构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文学怎样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怎样让我们的古典文学“走出去”,背后一定要有学科支撑。新时代中国人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所以,未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
  
  建立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首先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立场,要明确中西方文学的差异。广州大学吴相洲教授认为,现在的文学概论,与我们古代文学的本来面貌是不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学是古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深层追求。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文学概念、文学研究方法来解释中国文学,最后都是无效的。因为西方的文艺学和美学是建立在西方研究活动基础之上的,与中国文学的活动有很大差距。我们现在都是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古人,我们与古人的对话也是无效的。他特别指出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的教学和研究是脱节的。美术学院的老师如果说我从来不会画画我就教学生,音乐学院的老师说我不会唱歌、不会乐器我就教学生,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我们古代文学的老师,竟然有大部分人是不搞创作的。所以,我们要努力把《文学遗产》的文化精神落实成有用的社会生活,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新路来。这对于社会发展、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都大有好处,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文明一些。”
  
  立足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就是要恢复本土话语权。上海交通大学杨庆存教授表示:“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我们老是习惯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谁要是说这个东西中国早就有了,是要受到讥笑的。看看中国的东西,在那么早的时期就有那么丰富的内涵,所以话语权一定要恢复到文化本土上来,那这个事谁来做呢?《文学遗产》专刊可以做一个先行者。”对此,辽宁大学许志刚教授补充道:“我们现在讨论文学问题,西方话语占据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古代文人写东西用的是中国古代文论上的东西,中国古代文论对文学的解读是绝对不同于西方文论对文学的解读的,以后在文学的解读方面要注重和古代文论的联系,以及对自己民族话语的运用。”
  
  建立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做好续接传统的工作。山西大学郭万金教授指出:“我们古人谈到续接传统的时候,谈得最多的事情是读书。古人谈读书多,谈学术少,古人最担心的事是天下读书的种子绝了。如何读书、读什么书,是我们社会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湖南工商大学成松柳教授强调古代经学家对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引领作用。他指出:“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应该回应时代和世界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大问题:首先什么是中华文化历程,中国文化的内涵包括什么。我们可以从古典文学研究的角度去回应。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中国文化历程,而且从经学和文学的角度切入应该是一种不错的方法。”黑龙江大学刘冬颖教授补充道:“中国古代文人不是以孤立的文学创作为主的,要打通古代文学与音乐、绘画、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增加一些交叉学科的内容,这符合我们中国古代文学产生时代的本来面貌。”辽宁师范大学张庆利教授认为:“研究古代文学,一方面要认识古代文学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民族精神。我建议重视一下中国古代文学对民族精神的建构、文学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对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凝聚、经典之中的民族精神的体现等问题。”
  
  建立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学术争鸣。北京语言大学韩经太教授指出,在新时代以追求高质量为宗旨的指导下,关注学术界和社会都高度关注的话题,使不同的学派之间、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能够形成争鸣,这也是《文学遗产》的重要使命和发展方向。中国人民大学李炳海教授指出,现在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还是各说各的,互不相干,我们应该提倡“互文性”,以学术争鸣的形式,引入外专业对本专业问题的讨论,而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黑龙江大学刘冬颖教授认为,古典文学研究是世界性的课题,要与国际文化相接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多用力、多作贡献。她建议:“我们能不能尝试举办系列性的海外中国学视域中的文学遗产研究,让海外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发出声音,增加海外中国学视域中的文学遗产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教授表示:“我们要开阔视野,把海外的学者也吸纳进来。”深圳大学沈金浩教授也认为在作者队伍上还可以更广一些,争取“每年搞一两次港台学者、海外汉学界的专版”。
  
  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认为,古代文学的整体研究处于变化时期,“70后”成为骨干,“80后”开始露出头角,但他们受当代西方的影响十分明显,这和现在提倡弘扬传统文化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局面,为我们产生新的研究话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上海交通大学杨庆存教授表示,当前是我们传统文化和《文学遗产》专刊大发展的最好时期。他认为,要抓住这个机遇,“用这个平台把全国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和读者联合起来,传承创新任务,培养人才”。北京语言大学韩经太教授提出要注重培养学术新人,建议设立青年学者专栏及博士论坛。
  
  四、与会专家强调,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关键还是要落实到文章层面,我们责无旁贷地具有向大众传播的使命,要在社会精神引领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兰州城市学院高原教授认为:“我们的文章要体现对社会关切的回应,通过对中国文学、文化大精神的发掘,给我们民族提供精神引领。要运用古典文学重塑当今的信仰。如何让文学遗产发出现代之光,沟通现在的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需要我们有所作为。”她以《诗经》为例,认为“《诗经》是最早的诗歌总集,但是从礼乐文明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判断就有问题。因为《诗经》在早期不是纯粹的诗集,它是与礼乐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礼乐文明则通过艺术化的方式建立了社会秩序和社会规则”。包头师范学院温斌教授认为:“光明日报的受众主体都是人文社科爱好者,要让读者明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文学遗产》专刊要发挥定调、奠基、引领的作用。”
  
  湖北文理学院刘刚教授认为,要多讨论一些老百姓关注的问题,比如那些著名的散文、诗歌、小说里的具有争议性或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上海大学曹辛华教授从文化传承角度对《文学遗产》选题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关注近现代以来旧体文学的复兴和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认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学遗产无疑是其中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和发扬的重点。”他举例说,习总书记在他的讲话中多次提到王阳明,而王阳明的心学对古代诗文小说创作的影响很大。第二,增加文献考据类的文章。“一个学科的发展最终是从文献做起,有扎实的文献基础,才能有深入的研究。”廊坊师范学院李世萍教授补充道:“研究内容可以更加广泛,视角更加独特,尽可能扩大受众面,提升学术影响力。如学者治学、为人风范和一些追忆性的文章,我们应该及时刊发。另外,我们的节气、节俗文化,包括我们的古代民间文化,比如说歌谣乐曲、琴棋书画、饮食、名物研究等等文化,都可以纳入研究视野。多一些诗意和韵味,不一定局限于学术领域当中。”
  
  宁夏大学胡玉冰教授认为,入选到《文学遗产》专刊中的文章观点要有启发性,言浅意深,雅俗共赏。杭州师范大学叶志衡教授指出,《文学遗产》专刊要引领学术研究的潮流,关注历史的大事件。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教授认为,《文学遗产》在理论高度上要再加强,体现更多的理论色彩。
  
  五、注重兼顾通俗化与学术化,注重各民族文学共通互鉴,也是与会学者热议的一个话题。
  
  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表示:“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大众的基本定位下,《文学遗产》的文章应当短小精悍,可读性强,吸引大众的兴趣,但是学术性也不能弱化。”中国人民大学徐正英教授赞成这种说法,他说:“我们应该尽量做到通俗表达和深度学术性的结合,同时,注重前沿性和系统性。”针对文章如何做到简短性、学术性、可读性三者的统一,深圳大学沈金浩教授认为:“简短性是报纸版面的要求,刚刚很多人提到报纸要兼顾可读性,但如果太有可读性了,可能就缺少学术性了,所以这三者的平衡是一个难题。可以考虑刊发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刊发在方法、视角、维度等方面都有新鲜性和开拓性的内容。”吉林大学沈文凡教授认为,《文学遗产》一方面要坚持故事化与诗意化的结合,文字需要精练,耐咀嚼,有韵味,另一方面则要坚持典雅化与民俗化的结合。他认为:“文学是文化之学,古代文章之学不是文体之学,现在只将它作为文体之学,会使研究越来越窄。民俗化是有韵味,各个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各样的韵味都通过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方式展现出来。当然,故事化、诗意化、典雅化、民俗化、地域化的结合,是为了让文章呈现更高水平。”
  
  中国传媒大学姚小鸥教授指出:“《文学遗产》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很重要,是树立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平台,因此文章需要有过硬的内容和质量。”他认为,作者要想把文章写好,首先内容一定要好,同时,语言一定要流畅,通俗易懂。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认为,“光明日报的《文史哲周刊》代表了光明日报的文化高度和理论深度,因此,追求高境界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关注社会上关注度高、读者感兴趣的问题,又用读者喜闻乐见的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就可以实现学术性和通俗性的结合。所以,通俗性与学术性并不矛盾,有时候正好是统一的。越是重要的问题,越是被人反复思考的问题,我们就越要反复再思考。反过来说,如果在历史上很少受到大家关注,除非特别的例子,一般来说,可能就是不重要的问题。选择大家关注度高的问题,它就是通俗的问题,不是复杂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发表的文章不是研究假问题的、哗众取宠的,希望文字是最简练、最朴实的,同时内容又是创新的。”大连民族大学李洲良教授建议:“古代文学要立足古代,继而构建对未来有领导力的东西。古典虽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我们的研究理念要是现代的。我们的文风应该是用通俗优美的语言阐述很深刻的大道理,做到既通俗又深刻。”他认为,应该把最复杂的道理用最浅显的语言说出来,而不是把最简单的道理讲得让人听不懂,后一种文风是不值得提倡的。
  
  北京师范大学尚学峰教授和复旦大学吴兆路教授认为,既要进一步发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特长,又要重视它的普及性,使它的受众更加广泛,文化传播与传承的功用不断扩大。与会专家还建议,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建立微信公众号,“我们要让住在国外的读者也能看到”;要整理结集出版优秀文章,恢复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文学遗产丛刊》的优良做法,方便读者阅读。赣南师范学院王利民教授补充说:“可以每年精选一些文章,列出目录,整理成集,放在各高校的图书馆里,让更多的学生和老师可以读到,对学术也能有比较长期的影响。”内蒙古大学高建新教授说:“我们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文学遗产》来培养读者高尚的、美好的审美观,让初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都能获得正确的价值观。”聊城大学苗菁教授说道:“中小学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的重要阵地,中小学老师和学生都有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需求,所以,我们的《文学遗产》应当继续向中小学、向基层教育延伸,增加对他们的影响。”
  
  西北民族大学多洛肯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经历了六七十年的发展,仍处于一种很尴尬的“自说自话”的状态,没有得到以汉族古代文学研究为主流的学术圈的认同和关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分科治学的固有观念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局限有关。后者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界限的执着与谨慎,这种界限其实就是对两条标准的把握,一个是作家的少数民族身份,另一个是作家作品的少数民族特征。他认为:“我们需要注意作家是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要重视汉族学者对少数民族作家的评价,重视少数民族作者非民族化作品的创作,在文稿的选用方面突出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跨学科特征,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古代文学的主流。”中央民族大学黄凤显教授表示:“少数民族文学在审美意识、文学理念、文学功能、创作方法、表现形式甚至是文学意象等方面,带有很多原创性的东西,可以和汉民族文学共通、互动,交叉借鉴,这方面《文学遗产》应当有所加强。”
  
  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方铭教授和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先生主持了这次座谈会。(录音整理:伊雯君、赵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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